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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了,罗翔还是那个罗翔

2021-07-23 15:08  网站发布网

文丨Mr.Infamous

最难做好的电视节目,不是综艺,而是访谈类。六月初开播的《我的青铜时代》打了个聚焦名人少时探索热爱、寻求自我的旗号,听起来不咸不淡,但因为打头阵的是江湖人称「法外狂徒」的罗翔,节目迅速出圈。

罗翔烧旺了热度,陈佩斯又进一步发散了人文气息,势头一片大好。可惜大鹏一过,节目从周播变双周播,罗永浩接住了一些热度,昨日收官的张伟丽篇则沦为某种番外。不得不说,节目没逃过高开低走。

具体说来,前两位非但没有负面新闻,而且一个有自律的内向审视,一个有广阔的外在追求,迅速拉近观众距离之余,也抬高了节目的精神境界。大鹏与罗永浩的访谈,单论故事性,起承转合都强,但舆论风暴在先,难掩「必须表达」的需索,对话意境就弱了一层。至于负责收尾的张伟丽,偏偏是唯一不靠口才吃饭的综合格斗选手,这语言表达的相对薄弱,就遮掩了战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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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衬出了节目组的「聪明」。他们捏准很多人只看一两集就打分的习性,以最优组合先行定了口碑江山,然后拉长战线,降低弱集影响。很明显,假如嘉宾安排倒转过来,很可能节目口碑与点播量都要大降,至少,差距要大于开播的9.2分与现在的8.7分。

话是这么说,但没有否定节目的意思。《我的青铜时代》不走深邃甚至刁钻的路数,它善用的是感情牌。这就延续了主持人陈晓楠的优势,即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让「故事」走在当事人之前,成为引发共鸣与思索的发散性媒介。

她给「青铜」提供了一个释义,即「一个人最初认清自我,也认定未来道路的重大的人生时刻」,如果说青少年时期如同橡皮泥,「在痛苦和梦想当中揉捏成各种样子」,那么,「『青铜』让我们的人生第一次有了金属的质感」。

这金属质感为何出现,如何转变,就是我们从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口中,所要聆听的精粹。

五个嘉宾,涉及的职业范畴横跨教育、法律、戏剧、影视、音乐、科技、商业、体育等多个范畴,而今在「白银」时代审视自己的「青铜」时代,这差距就制造了感染力。

他们有个共性,成名之前的日子,大多平凡得一如你我,甚至落在所谓的平均线下。罗永浩小时候家里穷,看到什么电器都兴奋。张伟丽在跳入八角笼之前,打了8年杂工,保安、销售什么都做。大鹏自小生活在吉林集安,三面环山,一面对着朝鲜,他说到第一次去到平原城市长春,四周没了边界,内心很是恐惧,日后再去北京,觉得这地方能把人给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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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小天地,见到大世界的那份震颤,使得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泯然众人的现状,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甘,以及愿意为了对抗不甘,自己要如何逼迫自己。五个嘉宾都在找到了笃信的人生方向后,放下所有自我怀疑与设限,跳进轨道。

有了这样的根基,才有励志的空间。但要是只有励志成分,节目力度是贫弱的,关键还是要看那个转捩点。

那些扭转心态的故事,听着特别令人感慨。陈佩斯说到1985年拍摄《少爷的磨难》时,他光脚跑土路,被地上的蒺藜刺扎得很痛,于是跑得歪七扭八的,可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笑得前仰后合。「我突然觉得喜剧的笑,是个特残酷的事情……笑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

一个核心,就是喜剧演员的姿态要放到观众以下。「当你认识它残酷的时候,是一个层面,进了这个喜剧的门槛之后,就是一路往上,就像泰山的南天门似的,你走到中天门,剩下都是台阶,再往上走你才知道这是装扮的,你一个正常的人用装扮的角色的痛苦赢得了对方的笑,那是一种智慧的行为,而且这不是我们一个艺术家的智慧,这是人类的智慧。」在痛苦之上,他找到了无上的境界。

而罗翔在惭愧之中,找到了鞭笞自己「苦修」的动力。2003年,他于北大读博,在双安商场天桥上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想问路人援助中心在哪,没人搭理,他得知她是走了几小时才走到这之后,觉得心酸,提出打车带她去,没想到对方一下子就给跪下了,因此受到很大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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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目的地,她道谢后说自己上去就行,「别影响你前途」。这句话狠狠戳中了罗翔,「其实你是用这种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你内心」,他意识到,「真正的知识要从书本走向现实,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更重要是要在每个个案中得到回响」。

听他们讲完这些故事,故事也成了我们羞愧与超脱的来源。自然,大鹏的被骗,罗永浩的被狙,于我们也会有很强烈的触动,但适才故事深入骨髓的悲哀,太有这片土地上群像的历史之痛了,陈佩斯撕裂自我,罗翔解剖自身,才有那血淋淋的刚猛。

所以前两期有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清透视野,三四期则是在「正名」的同时带出励志效果。乍看之下,确有人生境界的高下,但其实这给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与不同阶段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止痛与照明方式。

光与亮我们看到了,但还要看到的,是在敬畏与感恩之下,藏着一种「认命」的想法。用罗翔的话来说,「人不能永远浪漫下去,人最终还是要进入到一个规则体系,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否则,「那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浪、漫,都水字旁,会把人淹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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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之下,有很多个体无法撼动的现实。这当中,其实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这悲观不会左右他们成功,可能也不会导致他们生活变得更糟,譬如对陈佩斯而言,正因为看得透彻,反而更要把生活过好,但是这「认命」,依旧折射出世态的败坏,这败坏显然不能轻易忽视。

罗翔读了法律之后,在现实跟法规之间察觉到矛盾、无力,「知识的优越感」非但消弭不了被人世惨事冲击的难过,反而放大了内心的惶恐,那就必须把法律甚至人心复归到「中立」位置。

陈佩斯之所以在高峰期离开春晚舞台,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冷了,找不到早期迷恋过的快乐状态。罗永浩创业初期,小团队氛围很好,大家随便领用物资,但队伍壮大之后,人在公与私的对立下,开始萌发贪欲,有道德洁癖的他很是难过。

大鹏之所以要在上映第二部电影之前向公众道歉,是因为被告知《煎饼侠》让他口碑透支。原本票房火爆初期,网上不乏草根逆袭的溢美之词,但在收获四五亿之后,鲜花变成谩骂。张伟丽在获得与失去腰带之间,也感受到了网络舆论极端化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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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到的困境并不局限在这几件事上,但是能够管窥当下很多人面临的困惑与无奈,这观察介质,就是「人变了」。

一是「别人」变了。陈佩斯最怀念的是当初下乡的生涯,物质条件虽没得比,但是人跟人之间纯粹而真挚的互帮互助,让他在日后体察到越来越大的反差。很可惜,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愈加巨大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差距,加速了人群的分离,而匿名的网络成了许多戾气的集中地,这也扩大了名望的泡沫感,甚至奋斗意义的模糊性。

二是「自己」变了。你了解得越多,你洞见得越透,你就越清楚身在火宅的恐慌与无奈。更痛苦的地方则在于再强大的英雄,也很难根治痼疾,扭转局面。那在处处碰壁的掣肘状态中,个体何去何从,就不只是节目归结出来的问题了。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些嘉宾身上得到了某种印证。大鹏渴望继续拍出好电影,来证明自己。罗永浩想要在创业机会所剩不多的当下,尽快完成还债任务。张伟丽憧憬日后,当有人提起她时,可以想及「大侠」名号。深谙「什么都不如自由」的陈佩斯,走过无人之境后,要把心血放在攀登自己心中的「南天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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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点。「最重要是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听不到内心对你的抱怨,最重要是多年以后的你,能够看得起现在的你。」那么,「过好每一天,演好当下的剧本,朝着心中的那个标杆去前进。人要做到不清高,不矫情,不抱怨。」命运给予自己的东西,要好好攥住,「因为这一切是你所不配的,所以要回馈」。这就是他这些年在做的功业。

《我的青铜时代》有特定的回顾动作,但又让人看到了「青铜」未必只对应困顿的年少之时,它所指涉的,可以是一种草莽的,犹疑的甚至悲恸的阶段,这个阶段让人看不清现状与去路,所以摆不准自己的位置。那种毛坯的质感,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对号入座的冲击。

也许得有陈佩斯半生的跌宕阅历,才能恒久地细味天鹅之美——那段苦日子里所得的「强烈的美的教育」,才能更接近「青铜」之上的「白银」。又或者得有罗翔近乎苦行的克制,才能让自己不致于重堕「青铜」阶段的惶惑。而这,何尝不是我们想要锤炼自己,完善自己所必经的修行呢?

这节目,让五零后到九零后的人,给我们做了某种人生的预演。罗翔的自醒,是替我们去清醒。陈佩斯的自由,是替我们去放下。大鹏的低头,是希望有人可以抬头。罗永浩的抗击,是希望有人不用再被庸俗的至理名言绑架。张伟丽的「顶」,是避免自己偷的懒,变成打在脸上的拳头。

这样的人生回顾,也就不只是丢给我们一些短暂的激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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