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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失败,与明朝的灭亡有必然关联吗?

03-26 08:52 历史瞬间

张居正改革失败,与明朝的灭亡有必然关联吗?

我们都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这“一超”就是美国。但是这个格局在21世纪将会改变,形成两超多强的局面,中国就是那个即将成为另一超的国家。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复兴,我们只是在慢慢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罢了。在16世纪以前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各国得以寻找到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它们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在慢慢发展完善。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正处明朝中后期,一个王朝到了晚年内部矛盾一定十分尖锐,社会经济也极易产生危机,如果不进行改革可能随时会倾覆。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居正就在大明江山即将颠覆时应运而生了。

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从小就熟读圣贤书,聪颖过人,被称为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考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仅23岁的张居正就考中进士,可见其确实有真才实能。嘉靖帝驾崩后明穆宗朱载坖继位,张居正开始被重用。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在隆庆年间张居正最大的成就就是与高拱合谋促成隆庆和议,此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两百年的敌对状态,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自此以后到明朝灭亡前明朝和蒙古之间都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临终之际他委托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同年六月,内阁首辅高拱口无遮拦触怒了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早就对高拱不满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趁机向李太后进谗言,李太后就以“专权擅权”的罪名令高拱回原籍,张居正代替高拱担任内阁首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才能过人的张居正看到昔日强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了,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挽救日薄西山的明朝。

张居正深知明朝有五大隐患,分别是宗室对国家的负担过重、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官员行政效率低、军备涣散不堪以及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其中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国家矛盾的聚集点,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是国家没钱,改革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财政危机。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找到问题出现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土地兼并情况。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王朝后期表现突出,这是封建王朝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越来越穷。这也是为什么每个王朝的兴起都是以均分天地开始,又以土地兼并结束。明朝中后期大量的民田都被宗室以及官僚地主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也是如此,大量民产被地主侵占,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皇亲国戚贵族官僚拥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占据土地后这帮人还利用自己的特权虚报田亩数来逃税。长此以往朝廷能收到的税赋就越来越少。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已经比明朝建国初少了一半了,而明朝又不收工商税,所以田赋占朝廷税收的大头,大量田地都集中到不需纳税的贵族手中了,纳税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自然会缩减。但是国家每年需要花费的钱财还在增多,皇室开支、军费支出、贪官贪污等都加重了明朝朝廷的财政危机。

造成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各地方人口流失严重,可控制的人口减少。这实际上也是土地兼并的后果。大量农民都没有土地可种了,为了生存要么就流亡荒野,要么就卖身作奴。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共有10654362户人,但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只有9638396万户人了,明朝中期人口是比明初多的,但是户数却减少了一百余万,这还不算不在户籍之上的流民。朝廷能控制得人口少了,很多土地就会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收也相应变得困难,加剧明朝的财政危机。

第三点原因就是明朝赋役制度不公,百姓负担太重。张居正改革前明朝的赋役制度沿用前朝,将赋税和徭役分开。赋税按照田亩数征收,徭役按照户丁数征收,乍一看很公平,但是实行起来还是有漏洞。那些官僚豪绅们仗着自己有优免定额的权力,运用各种手段来逃避赋役。如此一来繁重的赋役就都压到老百姓头上来了,以至于明朝中期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现象,赋役制度严重不公。

在以上三点原因的作用下,明朝的经济危机日益凸显,国穷民贫的情况也逼着已经成为内阁首辅掌握军政大权的张居正不得不改革。为了巩固统治,解决财政问题,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进行,但在改革财政之前必须先整顿吏治才行,否则就算收的赋税再多也会被贪官吞下。

整顿吏治

前文说到明朝五大隐患之一就是官员行政效率低,这一点张居正早已发现。自嘉靖以来,明政府的腐败程度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就非常严重了,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有很多,但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却十分低,这种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必须改革。但是这样改革势必会触及各级官员的利益,阻力很大。

那么该怎么让官员多做事,让行政效率高起来呢,张居正想到的办法是实行新的官员考核制度,即“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将考评和纠察相结合,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

挑选人才

为了解决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的问题,张居正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不拘泥于常规选人的方法,提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员,并根据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委以重任,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渐庵等人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追缴欠税

当张居正整顿完吏治后就可以开始经济方面的改革了,改革对象自然是以权谋私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绅。在改革之前官员们为了增加赋税,是让百姓进行平摊,根本不敢去问权贵要他们偷掉漏掉的税,很多地方豪绅都是有政治背景的,哪个官员敢拿他们开刀,恐怕税还没追回来,自己的乌纱帽就没了。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后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不能追缴欠税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严重者则要调离或撤职,以追回的田粮作评定政绩的标准。如此一来追缴欠税可能丢了乌纱帽,不追缴欠税肯定丢乌纱帽,官员们就不得不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权贵,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身上的负担。

清丈田地

追缴欠税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真正要改革的还是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的现状。这就需要从赋税制度上进行变革,清丈田地就成了变革的前提,只有搞清楚全国究竟有多少田地,才能从根本上改革赋税制度。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在福建进行清丈田地作为试点,得到闽人的称赞,于是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势必要将那些皇亲国戚、地方豪强以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良田全部查出来。尽管这过程中遇到一些权贵抵制,但大体上还算顺利。万历十年(1581年)全国清丈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查出了八十余万顷漏税的田地,并且在清丈田地的基础上明朝的鱼鳞图册也进行了重绘。

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继唐朝两税法之后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将赋税和徭役合二为一,有一种“摊丁入亩”的趋势。康熙帝实行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得百姓只需要交纳丁银即可,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方式,而且税银直接由官方征缴,不再经里甲、胥吏(明朝基层的办事人员)之手,百姓的赋税负担得以缓解。

随着清丈田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好转,国库也慢慢充盈起来。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政府再次强力起来,他也凭一己之力战胜了旧有的利益集团,让大明王朝焕发新生。

人亡政息,改革失败

万历十年(1582年)操劳过度的张居正病逝,仅仅四天后以雷士帧为首的七名言官就弹劾张居正生前推荐的潘晟,万历皇帝随即命令潘晟致仕,潘晟的下台表明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心中的已无地位。不久后张居正就被抄家,其宫秩也被削尽,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都被夺回。

半年后曾经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利益集团开始制造舆论,万历皇帝迫于舆论压力将张居正重用的一批官员全部罢免,并将曾经反对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整顿了吏治,还改革了税赋制度,解决了财政危机,从而缓解国家的内部矛盾,可以说是扶大厦于将倾。可惜的是此时的明朝已经立国二百余年,利益集团的势力过于庞大,张居正在世时还能压制住他们,一旦张居正逝世那么利益集团就会迅速东山再起,张居正改革的政绩也毁于一旦。既然张居正的改革失败了,那么明朝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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