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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集团限制了皇权,却把明朝推向了深渊!因为自身已经腐朽了!

03-26 13:11 历史瞬间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元蒙而重塑华夏,自此拉开了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贯穿有明一朝,有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由始至终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明朝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的存在既帮助大明王朝走向了辉煌,最终也把大明王朝推向了深渊,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文官集团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自身渐渐腐朽!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一、得“士”者得天下

喜欢明朝历史的朋友往往存在一个误区,那么就是明朝中后期逐渐形成了文官集团,进而出现文官集团与皇权的的博弈,进而是党争等一系列乱象。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文官集团自朱元璋打天下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只是到了明朝后期而变得空前鼎盛,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一是明太祖的礼贤下士。朱元璋从起兵开始便意识到一个问题:单纯以军事实力称雄,其结果必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要为自己集团内部打造一个逐渐壮大而不会忽然垮掉的健康体系,必须要依靠读书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朱元璋主动放低姿态,千方百计笼络读书人。

正是因为朱元璋与其他割据军阀明显不同的做派,使得大批的读书人纷纷开始投入其阵营,而带来的效果也是出奇的好!比如:朱升的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几乎就为朱元璋集团一统全国定下了整体的战略方针。而朱元璋集团也在这样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得以在群雄逐鹿当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了天下。

二是建国后,两大“老乡会”的文人开始展露头角。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当中,逐渐在内部形成了“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两大阵营。其中,淮西集团虽然主要是武勋为主,但是李善长、胡惟庸等文人亦属出类拔萃,而由刘基领衔的浙东则更是集中了元末时期最为精英的一干文人。随着国家的建立,武勋的用武之地开始逐渐被压缩,而刘基、李善长、胡惟庸等人的地位开始日益重要,毕竟“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三是朱元璋后期集权化举措,反而给文官集团崛起提供了机会。由于太子朱标早死,朱元璋前期的政治部署被全盘打乱,为了朱家的江山永固开始大肆的清洗开国功臣。在这一连串的清洗当中,明初的文臣实际上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比如说著名的“胡惟庸案”,前后牵连全国官员近七万人。但是,一个大的环境却不容更改,国家已经建立,华夏大一统整体安定和平的时期已经到来,武勋是杀一个少一个,而文官集团却因为科举制度的确立而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向前台!

二、曲折中崛起和一飞冲天的机会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这番话实际上是站位于整体国家大形势,文官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但是其仍然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等待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

一是内阁制度是皇权对相权的制约。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的机会直接废除了丞相,在收回整体决策权的同时以内阁代行建议权,基本上把丞相的权力分得是七零八落。成祖朱棣进一步明确内阁官员以低品级的“干吏”充任,这实际上是要把内阁做成一个纯参谋辅助机构,打压之意非常明显。

不得不说,朱元璋和朱棣两人的确眼光独到,很早便已经预判出未来文官集团将要做大。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哪怕是在内阁这样的体制之下,依旧难以阻挡文官集团崛起的耀眼光芒。比如“仁宣”时期的“三杨内阁”,三位宰辅无论是做人做事几乎都做到了人臣的典范而为后世所称道,更开创了大明朝最为鼎盛的时期。

二是特务机构成为皇权压制文官集团的枷锁。皇帝看到文官在国家治理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欣喜的同时也充满了忌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发现,皇帝拥有国家,但是实际执掌国家的却是文官集团。照着这个趋势下去,皇帝做任何事都要通过文官集团的行政流程来开展,他们不想被文官集团“套路”了,所以他们必须单搞一套!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朱棣设立东厂,继而轰轰烈烈的“特务政治”开始在大明朝上演。

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实际上就是皇权衍生出的“触手”,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同时在各个领域与文官集团争夺空间。在这惨烈的争夺当中,有许许多多杰出而优秀的文臣殒命,周新、解缙等一个个血淋淋的名字却在诉说着文官的抗争,他们在等待破茧成蝶的那一刻!

三是“土木堡之变”,给了文官集团力挽狂澜的契机。1499年,土木堡之变陡然爆发!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以英国公张辅、武进伯朱冕为代表的大明的武勋集团集体全殁,国家最高权力直接陷入真空状态,国家命运又正好处于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那个时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明朝除了文官集团站出来,其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将一盘散沙的大明迅速凝聚起来渡过这次危机!危机也是奇迹,文官集团终于迎来了主宰国家命运的时刻!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很熟悉了,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拍案叫绝!然后国家又在于谦等人的主导下另立新君,接着又是国家方方面面的人事安排落地,文官集团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从而理顺了国家内部政治关系。这一次文官集团集体登台挽救了大明的危局,挫败了北疆蒙古的图谋,为国家避免了偏安江南的命运,实在是光彩夺目到了极点!而大家在欢庆胜利之时恐怕谁都没有察觉到,文官集团已经顺理成章的站到了大明政治舞台的最中央!

三、皇帝与文官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在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开始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的政治主导。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渐庞杂,此时的文官集团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细化出无数的分支主导着大明朝的方方面面。这个时候,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开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感。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当中所写到的那样:“身为天子的万历,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连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事实上,不止万历皇帝,从正德皇帝朱厚照开始这种现象便已经开始频繁出现了。此时的文官集团由于其极度的膨胀,开始明显的对皇权构成现实制约!

一是科举制让文官集团意识形态趋同并建立个体间的实际联系。明朝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得文官集团能够前仆后继、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而由于其科举制度考察内容的一致性,自然而然也导致了官吏个体的意识形态的趋同。其次,科举制度把天下间的读书人都联系到了一起,乡谊、年谊、同科、座师、弟子……等等仿佛一张无形的网,让大家在官僚体系之外具备了另一层身份,进而有顺理成章的“勾搭”在了一起。这就使得文官集团拥有了挑战皇权的资本!

二是内阁对皇权的反制。按照朱元璋和朱棣的思想,内阁只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参谋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渐渐发生了变化。成祖朱棣之后的“仁宣时代”,内阁官员便已经突破了只能由五品以下官吏担任的定制,由于后续明朝皇帝掌控朝局的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所以内阁承担的事务则是在逐渐攀升,权柄也日益加重。到了正德一朝之后,实际上已经基本恢复了“相权”。《明史》亦称:“地居近密,而绝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狭、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这个时候,内阁便开始发挥相权对皇权的制衡作用了,其主要的手段就是在皇帝圣旨发出的环节上动手脚。所谓“金口玉言”实际上是不对的,在明朝皇帝说的话只有依照法定程序发出去才叫圣旨。而内阁大学士有草拟圣旨的权力,也就是“票拟”,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将圣旨的大体框架定了下来。当然有些时候皇帝会通过“御批”修改票拟的意见,这个时候强势的内阁甚至会将皇帝的御批密封发还,才外还可以动员“六科给事中”以“封驳”之权将皇帝圣旨退回。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杨廷和就先后四次将嘉靖皇帝的御批密封发还。

三是言官体系。“言官”是明朝一个特殊的群体,言官包括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又被称为科道官、风宪官、台谏官。据《明史》记载:“御史为朝廷耳目,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明代的言官具有极强的监督直觉,对于皇帝的监督更是乐此不疲。他们的存在在一定时期引领了整个大明的风气,使得朝廷百官无不以“直言敢谏”为臣子的最高道德水准。

嘉靖年间杨继盛“倒严”的《请诛贼臣疏》,海瑞的“备棺上书”等等,就是以“死谏”的形式向皇权发出来自文官集团的“怒吼”!

四是社会舆论。明代学术环境之开明,直可比肩宋朝。读书人在朝可以治国、平天下,在野却可以著书立说,进而引领社会舆论流传万世。所以对于皇帝的行为评价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读书人手中的。另外,文官集团所掌握的朝廷通政司的“邸报”,这实际上是以报纸的形式向朝野上下进行了“政务公开”。

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时,当时民间出现的“妖书”既《忧危竑议》和《忧危竑议续》,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舆论战。文官集团则是趁势上疏:“皇上能拒公卿台谏之言,其能巧天下臣民之口乎?倘再迟回不断,恐人情愈益汹汹。”最终万历皇帝不得不屈服。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官集团达到了鼎盛状态,在有效制衡皇权的过程中,确保了国家各方面的秩序,使大明朝这首“巨舰”虽然渐渐日薄西山,却能够始终平稳的航行。但是,所谓盛极必衰,文官集团也在最为辉煌的时刻走向了末路……

四、腐朽

站在历史顶峰的文官集团并不知道,他们的时代就要落幕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集团的精华在绽放出绚烂的光芒之后,其身躯也在岁月中渐渐开始腐朽。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申时行心境时所说的那样:“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一是贪腐成为官僚阶层普遍默认的“潜规则”。明代官吏整体俸禄要远远低于历代华夏王朝,这就使得一部分官员不得不采取其他“权力寻租”模式为自己挣点“外快”,但是这种情况整体还是可控的。到了嘉靖一朝后期,这种局部的贪腐行为开始逐渐漫延成整个官僚阶层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各种“火耗”“供奉”等等名目繁多的贪腐手段数不胜数。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官集团开始集体丧失信仰。当官成为了敛财的手段,眼中只有利益而没有社稷,国库日益空虚,而官员受贿却越发的疯狂!此时此刻,站在朝堂之上的读书人再也不是“北京保卫战”中那些为国慷慨赴死的英杰,而是掏空国家的命脉的蛀虫!

二是士绅官商阶层捆绑在了一起出卖了国家。官员手中有“权”,士绅、商人手中有钱,这三者因为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历朝历代都是频繁出现的现象。而在明朝晚期,这种士绅官商阶层几乎固化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阻断国家税收,疯狂的掠夺国家财富,使得所谓的“藏富于民”实际上变成了“藏富于富人”,这就直接和整个大明朝的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是这一群人联合在一起关键时刻出卖了国家!

比如:崇祯年间,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势力步步紧逼,当时国家的国库基本上在连番的战事中被彻底掏空了。崇祯皇帝想要向江南的士绅富户加征财税。这本是一条可解燃眉之急的可行举措,一方面征之于富户能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一方面确实只有富户有钱可征。但是这个国策实际上就于代表失神富户的文官集团形成了直接冲突,当即就被内阁大学钱士升士直接给顶了回来,甚至要求严惩出主意的官员!

三是党争的漫延让文官集团僵化不堪。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改革派下台之后立即便迎来文官集团的疯狂膨胀填补权力真空。在皇权被压制到了极点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朝堂之上,到处都是须发怒张之人,他们一个个青筋暴起,或攻讦不同政见者,或嘲讽皇帝是“亡国之君”;个个都以“忠心为国”的面目出现,却个个在国事上百无一用,党同伐异却是行家里手!

正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官集团开始陷入全面的僵化。道德代替了法律,代替了行政,一切都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争吵,所有人都是站在那里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为之奋斗的大明王朝最终滑向无尽的深渊……

图/来源于网络

文/华夏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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