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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朝时期山东士族地位的变化入手,探析隋朝政治策略的演变历程

02-14 11:20 历史瞬间

前言

山东,包括今山东省全部、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大部。自魏晋以至北魏、北齐,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山东地区成为门阀士族盘踞的传统地区。崔、卢、李、郑势制山东占据政治要津,山东士族具有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具有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南北朝隋唐社会历史的特殊阶层。

隋国公杨坚本为北周勋臣,其妻又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女儿为周宣帝的皇后,虽然身兼皇家国戚,但也处于被嫌猜的境地。杨坚在朝廷内外寻求支持力量,而山东士族成为其首选。十六国以来,北方汉族高门多集中在河北、山东。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时,一些山东人士己随魏主西人关中,北周灭北齐时,山东人士更是大量迁人关中。

独孤信

北齐被灭后,一向效力于北齐的山东士族又向北周献力,周武帝对山东士族十分重视。可见山东士族并不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完全沦落,他们仍可以成为新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个别的甚至能进人其政权的权力中心。周武帝用山东士族,除为了体现周政权追求国家统一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与抑制关陇勋贵集团之外,也旨在削弱山东地区的士族势力,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文馆词林》载:''自周平东夏,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辞托,不肯人朝。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

北周从根本上推行关陇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山东士族在新政权中已失去凭依士族身份而获得特殊权益的地位。因此,山东士族期待着建立更能代表本集团利益的政权。他们认为,杨坚是最佳人选。杨坚谋篡周室,高颖表示不辞灭族,以死相随。他们投靠杨坚,固然是政治投机所定,但与其是山东士族的身份也有相当关系。

北周静帝

隋朝建立初期对于山东士族的重视和利用

郑译、刘昉本为周室幸臣,却成为杨坚的心腹,并连谋矫诏让杨坚摄政,总领国事,卢贲遂以武力助杨坚人宫主政。静帝年幼,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假黄钺,左大丞相,摄国政。杨坚又在山东士人的鼓动与支持下,走上了积极谋篡北周政权的道路。杨坚在一些山东士族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终于篡周而立隋,山东士族的作用略见一斑。

《隋书》载:''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纳之。观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

杨坚阴谋篡周的行为,引起维护北周政权的大臣的不满和反对,他们以尉迟迥为首掀起了反杨坚的大规模兵变,然最终却归于失败。没有得到山东地区士族的有力支持显然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山东士族对尉迟迥的不支持。杨坚则依靠山东士族高颖、李德林、李孝贞等,很快平定这场叛乱,最后水到渠成地夺得君位。

刘昉

其实,杨坚在周宣帝段后不久即能废周建隋,与山东士族的支持有莫大关系。史家所谓杨坚得国之易,亦反映出山东士族对杨氏得国的特别作用。杨坚摄周政而建隋朝,一些山东士族功不可没。因此,杨坚对他们颇为恩宠,前后赏赐巨万,出人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尉迟迥等叛乱平定,高祖逾加亲礼,进郑译上柱国,恕以十死。

隋建立之初,杨坚以稳定为大事用人既兼容并包、量才录用,同时又走抑制北周勋贵的组织路线,并欲以此政策相标榜,招徕南方士人,加速平定江南的进程,故山东士族得以在隋朝担任一些重要职务,享有较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崔、卢、李、郑等山东士族,即使是当朝权贵都得礼让三分。

杨坚

隋朝关陇政策的推行导致山东士族备受排挤

杨坚在借助山东士族建立隋朝之后,眼看着朝之重臣皆为山东所出,因此其心里自然焦虑,因此便继承了北周时期的关中本位政策。随着隋统治走向稳定,统治者即致力于排挤和以及山东士族。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其草创元勋有功诸将中许多是山东士族。刘防、郑译、卢贵、李德林等拥戴元勋或默或赐死。如李德林久久未曾被重用,后出任怀州刺史,郁郁而终。

隋场帝在谋夺帝位时,受到大多山东士族的反对,因对朝野山东士族的打击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士族出身的贺若弼,立有大功为隋文帝称许。却为关中勋贵杨素妒忌,被免官进而除名为民。而到场帝即位后,他尤被忌疏,大业三年,因私下议论场帝太侈,结果惨遭杀害,家人也被充官、流放,高颖的命运也类同贺若弼。

贺若弼

山东士族希望能维持自己的政治优势,但受到隋统治者严格的控制。卢恺在开皇中期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时,被控荐用尉迟迥党羽房恭鳃,及优先录用苏威亲戚,被除名为百姓。可见卢恺最大的罪过还在于违反了隋朝官无清浊的选举原则。而此清浊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不合隋朝欲限制山东士族的主旨。

《隋书》载:''隋初周制,官无选浊,颇甄别于士庶。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将天官以为私惠,便行朋附。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潜,遂及于此''。

卢贲荐用的房恭鳃即属清河房氏,卢恺、薛道衡、陆彦师之甄别士庶,恐怕主要就是启用山东人士。自开皇中卢恺、薛道衡因提拔山东人士以便行朋附受贬,这是对朝廷山东士族的又一次清洗,它反映了关陇勋贵集团对于山东士族的警惕和压制。隋文帝罢州郡乡官,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官之权归中央,打压抑山东士族。

薛道衡

山东终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点

隋末,山东地区是反隋的重要基地。据统计,在起事的百余人中,山东地区即占其过半,全国较大的21次反隋斗争中,山东地区有14次,决定了隋王朝灭亡的命运。这种情形与隋统治者对山东士族统治政策及山东士族的活动密切相关。隋廷动员了很多兵力,和地方郡县长吏配合镇压山东义军,然多以失败告终。

《隋书》载:''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以通驰道。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琢郡,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是岁大旱,山东尤甚''。

可见山东士族已不再是隋统治者有力的支持力量。隋统治者特别是隋场帝对山东士族的压制政策,早已引起山东士族对中央的严重不满。周、隋以来对山东士族的强力压制,造成了山东士族力量在本地区被严重削弱。加上隋末农民战争中,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正处于义军活动的中心地。

高颎

这些所谓的衰败的山东士族在隋末纷纷组织宗乡武装结坞作垒自保,或者抗拒义军,或者割据地方反隋。这与西晋末永嘉之乱和北魏末六镇起义时山东士族豪强纷纷组织宗乡武装的情形迥然有别。它反映出山东士族一如江南士族,在朝的已丧失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在本乡的也丧失了组织宗族乡里武装的能力。由于山东士族衰微,山东豪杰趁机崛起,最终促成了隋王朝的土崩瓦解。

山东士族及其影响下的士人,加入义军,凭其经验和知识对义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窦建德河北义军的迅速发展与壮大,与利用了山东士子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瓦岗军的壮大也与山东士族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山东士族对推翻隋的暴政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活动于义军内部的山东士族,往往会腐蚀将士们的革命意志,在义军中形成异己力量。

窦建德

评价

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隋朝的这些人才选举政策无疑进一步严重打击了包括山东士族在内的士族,因为世袭性选官特权是山东士族得以保持其地位的重要因素。关陇集团是容不得山东士族权势上升的,稍有上升便予以压抑。虽然在某些时候也有拉拢山东士族的一面,但相比之下要逊色得多。经过周、隋统治者的限制与打击,事实上,隋朝统治核心中已没有多少著名的山东高门。

隋场帝营建东都除了适应经济区域的转移外,更是适应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管辖、压制山东士族。随着大运河全线开通,隋对山东的控制更加强劲有力。隋朝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面努力,极大地限制与打击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盛极一时的山东士族。如果说,北齐灭亡是山东士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那么,杨隋的限制与打击则是山东士族最后走向没落的关键。

随着北魏以来北方政治运动,山东士族日渐脱离乡里,丧失他们固有的或者说使他们得以成为门阀的地方势力,从而就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又因政治、经济利益问题,山东士族与皇权发生或合作或背离的关系。皇权则在利用山东士族的同时,一直施以限制、打击,遂使山东士族在曲折起伏之中逐步走向式微。

君主专制体制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皇权在这一时期仍起着主导作用。在这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士族性格,决定了士族最终仍然只是皇权的附庸。大抵从南北朝后期以来,门阀的衰微已成为一种历史倾向。随着大一统隋皇朝的建立,皇权进一步重振与强化,士族退出政治舞台遂成为历史的必然。山东士族与隋皇朝的历史关系即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隋书》、《文馆词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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