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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共论六国:从《六国论》探析三苏的军事思想

02-14 历史瞬间

“三苏”是对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的简称,三人均是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东京之时,他们的才华被欧阳修所赏识,文章很快被宋代的士大夫争相传诵,被学者竞相效仿,为北宋的文学作品留下千古流芳的名作。

北宋自开国以来便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危难局面,众多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投身于兵书战策的研究之中,企图改变水深火热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北宋的当权者也大力提倡兵学,比如神宗就在熙宁五年时下令设立武学。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宋代的文人雅士喜欢言兵就显得不足为奇。有趣的是,苏氏三父子均写过一篇同名的文章,叫《六国论》。面对同一同一个历史事件,父子三人展开了不同的论述,这背后又折射出他们怎样的军事思想呢?

父子三人的《六国论》

苏洵的观点是:“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的破灭,不是因为兵器不够锋利,也不是因为将士们不善,归根结底是因为贿赂秦国。所谓“赂秦”就是指用土地换和平,但是这种贿赂不但没有作用,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苏洵为什么要写“赂秦”之事呢?因为当时的宋朝朝廷刚刚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本质,就是用黄金、丝绸贿赂辽国来换取和平。他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让大家吸取历史的教训。

苏轼也写《六国论》,在他看来,整个春秋战国经历了300年。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仅仅14年,就化为乌有、分崩离析了。根本原因在于对“士”的重视程度的不够。苏轼认为“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但那个时候就连民间最杰出的人士,都被官府养着。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人,虽然想反叛,都是一些无所作为的人,而且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就是六国之所以长久以来安定的原因。

苏辙《六国论》又在写些什么呢?他开篇就问,他读历史,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六国以比秦大五倍的土地优势,十倍的发奋努力,反而被秦灭了,这是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历史现象:“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在地理位置上,韩、魏成为秦国的心腹之患,占据了秦国出入的要道,掩护着东边的所有国家,只要四国齐心合力帮助韩、魏两国,秦国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当时的四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合作的战略,只是贪图一些微小的土地利益,撕毁盟约,互相残杀,背信弃义。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最终秦国的军队才能够趁虚而入吞并了六国,因此苏辙认为,身为一代君王,最重要的是要有眼光,有格局,布大局,谋大篇,随大势。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只在意眼前的微小利益而因小失大,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苏洵-“一忍可以制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苏洵非常喜欢研究用兵之策他写过很多“言兵”的专著,如《权书》、《上韩枢密书》、《审敌》等等,这些著作都具有“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务一出已见,不肯蹑故迹”的特点。

苏洵坚决反对向辽、西夏进行贿赂,这在《六国论》中就可以明显的体现出来。如果说《六国论》主要还是在借古讽今,那么《审敌》一文则是公开反对向辽、西夏贿赂。在这篇文章中,苏洵首先反驳了内忧为本,外忧为末的观点,强调了外忧的严重性。苏询指出了“岁邀金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由“数十万计”到“数十百万”,将来还不止此数;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贿益多则税益多,民益残,他揭露了这种政策的实质,所谓“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名为息民,实为残民,名为外忧,实为内忧。对此不早为之计,天下就不可能“久安而无变”。

为了取得对辽和西夏战争的胜利,苏洵还主张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对此,他建议用兵民合一的制度取代兵民分离的制度,他认为兵民未分时,“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他反对“先图所守”的保守观点,主张打进攻战,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苏洵并没有找出卒伍之乱根本性原因。

苏轼-“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赞同其父不可赂辽的观点。苏轼认为赂辽是“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每年为给“二虏”礼币,加重了老百姓的税收,老百姓交了税也不能保证丝毫不受到辽和西夏的干扰,因此是没有必要的。苏轼提倡府兵制,所谓府兵制是指均田制之下的农民,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而苏洵正是府兵制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府兵制这种亦兵亦农的军事制度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最理想的一种兵役制度。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苏轼提出“今欲尽易天下之骄卒,以为府兵”,府兵制不仅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能节省一笔巨大的军事开支。不过,苏轼对于兵制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革,府兵制逐渐显现出他的弊端,在晚年时期,苏轼认为募兵制是一种更为合适的制度。苏轼认为北宋的军队之所以差强人意,是由于没有真正的有用之才,只有文科和武科结合起来,才能选出为朝廷鞠躬尽瘁的将相之才。同时苏轼认为,选将是基础,在此之上更要加强将领们练兵带兵的能力和治兵的谋略。因此要更加注重实用的原则,“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若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傲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苏轼提出要“倡勇敢”,作战以勇猛为主,以气势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他指出要使人勇敢的方法,首先要激励他们,并满足他们的私欲。激励就是要利用人的一时兴起,勃然大怒,迷失本性,失去理智,来不及产生畏惧和后悔之心时候而驱使他们。一鼓作气的打垮敌军,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要士兵做到勇敢就要从满足士兵的私欲入手,“致勇莫乎倡,倡莫乎私”。满足他们的私欲,就是平常要注意奖拔人才,私下里给他们好处。具体说,可以使人无功而受到赏赐,或有罪而得到赦免,使其产生愧疚之心,而使之身先士卒。西夏反叛就是一例,天子无为已分担忧愁的大臣,将军无心腹之士,故天子虽出兵,而将士争先败逃,朝廷只得重金求和。

苏辙-“为国无强于得人,用人莫先于求旧。”

苏辙认为导致吐蕃、西夏合谋寇边的起因在宋朝。据《宋史》载“(阿)里骨颇峻刑杀,其下不惶宁”,阿由于鬼章不服宋朝承认阿里骨继位,所以举兵寇边。西夏乘机“先与阿里骨解仇结欢,令转说鬼章举兵人寇,复诱胁人多保忠,令于泾原窃发。”苏辙认为边患乃宋朝一手导致。虽然鬼章后来被宋将擒获,着实让大宋君臣高兴了一阵子,但自此开始的宋、夏之间的紧张纠纷,接连不断,最终宋朝在钱财和边界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委曲求全的心态暴露无遗。此外,不宜侵夺夏人良田兴修边寨,苏辙在《乞罢熙河修质孤、胜如等寨札子》中说:“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候。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岁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免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最后,朝廷对西夏的政策宽严失度,坐失良机。

从以上可以看出,苏辙侧重分析宋朝在与西夏交往关系中应负的责任,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宋方负有主要责任。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他的边防策略是以退守为主的。从正史及苏辙本人的奏疏看,他的大部分建议未被采纳,原因倒不是他的主张不合时宜,而是在退守度的把握上,主流意见与他有所不同。《论所言不行札子》明言大臣固执,不行其言,他向最高统治者倾诉道:“臣以非才,误蒙攉用,尽忠献言,上牾大臣,下牾边吏,其所以再三论列,不为身计者,诚以为外可以利民,而内可以报国也。他的态度非常认真和诚恳,表明了他在边防策略上的真实主张。

结语:

“三苏”的军事思想既一脉相承有各具自己的特色,苏洵初为官时,北宋的军事存在很多方面的弊端,他的军事思想正是当时对社会变革迫切呼吁的投影。苏洵的一生三次科举均未中知道53岁时才做官,58岁时便去世,在大半生的布衣时光中他深知仕途艰难。相比较而言,苏氏兄弟却早早为官,但苏轼的一生几经沉浮,尤其是在晚年,经历了数次贬谪,政治党派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使他一生坎坷。苏辙的官场生涯比价稳定,晚年官位较高,一生富足平静的生活使得他的军事思想较为保守。军事思想只是“三苏”一生的一个微小缩影,彼时的那父子三人已在时光的长廊中渐渐模糊,但三苏祠中的婆娑古树在三苏文化的浸润下枝繁叶茂了千年,滋养着眉州的大地,再次翻开这段历史,再次品味他们的人生,再次研读他们笔下的北宋,越发会觉得自己浅薄而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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